陈宝善 专栏作者

    北京、上海的老同学来电话，说今年5月适逢复旦大学百年华诞，约我到时同去参加母校校庆。我当即欣然应允。40多年前的往事，老师和同学的张张面孔，一下子浮现在眼前。

    记得1960年夏天，报纸上登了一则复旦招生的消息：没有高中文凭的知识青年，可以以同等学历报考，没有学过外语的，可以申请免试，考文科的不考数理化课程。这条消息给我带来了喜悦和兴奋。我虽没读过高中，自在宝应县初级中学毕业后，即回乡参加农业生产，通过三年自学，积累的文化知识可与高中生比肩，于是心中萌发考考看的想法。

    经过一段突击复习，加上本人原来文学功底比较好，出人意料，竟被复旦大学中文系录取了。拿到通知书的那一刻，我高兴得喜泪盈眶，雀跃不己。

    那时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我们苏北地区本来贫穷，这时就更加穷。家里，除了两间草房，别的找不到值钱家什。记得去复旦报到时，我肩上背着一条旧棉被和一只小破木箱，寒酸至极。

    古人曰："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在那种境况下，我自强不息，发愤读书，学校发的每月20元助学金，除了缴伙食费，余下用于购买日用品和书籍。功课基础差，与同学有差距，我就少休息、少睡觉，挤出时间多学习。我们寝室住8个人，其中6位家居上海本市，逢到周末他们回去，这时寝室就成为本人最好的自习场所。我不逛街，不看电影，不下餐馆，从早到晚关在宿舍读书，坚持数年如一日。

    复旦校风严谨务实，读书气氛甚浓。陈望道老校长在全校大会上倡导，踏踏实实打基础，苦练基本功。我们中文系著名教授刘大杰、郭绍虞、朱东润等，亲自上讲台授课。他们学识渊博，讲起课来旁征博引，精彩异常，学生听得兴味盎然。。一堂课下来，老师每每开出一串参考书目。课后我们便忙着跑图书馆，找自修室。古今中外文学名著读了一摞又一摞，名文佳作背诵一篇又一篇，如饥似渴地吸取知识养分。

    校园里草枯草又荣，花落花又开，经过5个春秋的苦读，我学业有成。1965年夏，新华社从复旦中文系86个毕业生中，挑选一人当记者。或许在他们眼里，我的政治和业务素质不错，文学素养比较高，一下子把我选中了。从此我与党的新闻事业结下了情缘，在新华社几十年没挪过窝，一直工作到退休。

    我还读过另一个大学--"劳动大学"。那是在进复旦读书前，因家庭经济所迫，我初中毕业回乡务农。古老的大运河流过我的家乡，哺育着两岸勤劳朴实的人民。我那时刚出校门，是个不懂农村实际、不会干农活的稚嫩青年，每天只能默默地跟在乡亲们后头劳动，在黄土地上滚打。春寒料峭，与农民兄长下到冰冷的水田，拉犁翻土；夏日炎炎，和农民姐妹钻进酷热的棉地，治虫打杈，胳膊晒得脱了皮，肩膀压得肿成小馒头，像孟老夫子所说的那样，"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汗水洗涤我柔弱骄气，风雨锤炼我坚强决心。乡亲们善良、勤劳、淳朴的思想品格，对我潜移默化地熏陶，使我的人生观、世界观渐渐发生了变化。我在心底埋藏一句话：要像劳动人民那样做人，做事！

    劳动学会本领，实践增长才干。不久，群众选我当了生产队会计、生产队长。1958年出席了江苏省参加农业生产的中小学毕业生代表会。继而入了党，当上大队文书、副大队长。

    我深深体会到，在"劳动大学"能学到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使人贴近实际，贴近群众，和群众相结合。大学毕业时，我能从众多同学中脱颖而出，进入国家通讯社这样重要单位，大概与这些因素是不无关系的。到新华社之后，我担负北京郊区农村报道。由于原来与农民有了感情，有了共同语言，在农村像鱼儿得水，报道上较快地入门上路，打开局面。

    时光如水，转眼已年逾花甲。每当回首往事，总是深情感激给我文化科学知识的复旦大学，感激为我安身立命的"劳动大学"。这两个大学可谓相辅相成，异曲同工，它们是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两段重要历程。（2005年4月《合肥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