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晚报编者按：共和国开国领袖们的卓越才能、崇高风范和丰功伟绩，尽管早已为人们熟知，但能亲自领略各位领袖不同的风采，更是令人永生难忘。值此共和国50华诞来临之际，本报刊发《记者眼中的开国领袖们》特稿，表达对开国领袖们的怀念和崇敬之情。

    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华诞将临。作为一名担任过新华社首都分社的记者，我心潮澎湃，无限崇敬为创建人民共和国而英勇牺牲的革命烈士，无限崇敬进不屈不挠斗争的伟大人民，无限崇敬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人民共和国第一代领袖们。

    在首都当记者期间，我参加过国庆17周年和18周年的庆典报道，登上天安门城楼采访。还参加过"五一"劳动节观礼等重大国事活动的报道，有幸数次见到毛主席、周总理、少奇同志、朱总司令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聆听他们的亲切话语，领略他们的大智大慧。这是我整个记者生涯中值得骄傲的一页，至今刻骨铭心。我从他们那远见卓识，大智大勇，叱咤风云的风采中，依稀还能听到那隆隆的惊雷。

    历史的片刻，我看见毛主席脸上的汗珠与阳光交相辉映，思潮起伏。领袖与人民，历史与未来，在天安门广场汇成浩瀚的海洋。

    天安门目睹了我们伟大祖国从苦难走向复兴的每一个历史册页。

    1966年10月1日上午，毛主席来到这里同全国人民一起庆祝共和国成立17周年，在天安门城楼检阅15万游行大军。我有幸采访了这次检阅活动。

    将近10时，一辆超长的黑色防弹轿车开到天安门城楼下。毛主席乘电梯来到城楼西平台，然后步行到城楼前排中央。栏杆上早贴好了领导人的名字。毛泽东左边为林彪，右边有周恩来，再向两边延伸分别是刘少奇、宋庆龄、董必武、陈云、陈伯达、康生等。身着银灰色中山服的毛泽东，身材魁伟，满面红光，一来到天安门城楼，他就高举右手向群众致意。早就翘首以待的群众，在"文革"初期"崇拜热"的推动下，情绪尤其激昂，一见到毛主席便沸腾了！天安门广场及城楼上下顿时变成欢呼的海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口号声震天动地。

    初秋的北京晴空万里。10时后日光正炽、炎热如夏。游行群众穿着单衣还要冒汗。毛主席在强烈的阳光下站立。我看见大粒的汗珠从他的额头流到脸庞。暗想，这么热，毛主席会擦把汗了。可他任凭汗珠怎么流，仍全神贯注由东而西前进的游行队伍，岿然不动。在阳光照耀下，主席脸上的汗珠射出光芒。我久久地仰望着毛主席，主席的身姿在阳光与汗水交织的光线里显得无比伟岸。此时，人群中爆发出一阵阵"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而毛主席则带着浓重的湖南口音回应："人民万岁！人民万岁！"群众的欢呼声和主席的回应声融汇成一种奇异的交响，此起彼伏，响彻云天……

    毛泽东是公认的非凡领袖。这一天，他趁检阅的片刻休息时间，在城楼大厅召见了党和国家要人。先是李先念副总理，接着找来叶剑英元帅，叶帅刚谈完又召见了许世友将军。他们究竟谈论了什么，由于我不能太靠近，听不清，估计是关于"文革"和军队这类的问题。只见先念、叶帅、许世友将军恭敬地连连点头。

    毛泽东的性格很独特，从来不服压，不怕挑战。"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就是他斗争精神的写照。翻开新中国历史，无论是当年美国伙同联合国十几个国家发动侵朝战争，还是美国一手操纵联合国，长达十多年拒新中国于大门之外，抑或是苏联赫鲁晓夫趁中国三年困难时期背信弃义，都没有吓倒过他；相反，每一次挑战总是他最终带领人民赢得了胜利，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进一步提高。

    在这次国庆节中，我最大的幸福是同毛席握了手。本来规定，记者上天安门城楼采访不得随便走近毛主席。国庆之夜，他看完焰火晚会，从城楼准备回去。聚集在西平台上的工作人员立即给他让出一条通道。我站的位置恰巧在通道前排。毛泽东不论是大官小官，有官无官，都伸出手来一一握去。当毛泽东巨大的手掌贴到我的手上时，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过会有这个机会！霎时，一股汹涌的暖流流遍了全身。二十几岁的我，竞将嘴巴几乎贴到毛主席的耳边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我一喊，大家也跟着喊起来，欢呼声萦回激荡。

    天安门广场汇聚着激动的人流。领袖和人民，历史和未来，就这样在1966年金秋十月里汇成浩瀚的海洋，而我置身其间，犹如沧海一粟。

    天安门城楼上，周总理挥洒自如。那飘逸的风范，理性的目光，在波峰浪谷间，透现出巍巍中华的无穷魅力。

    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在他1982年所著的《领袖们》一书中这样评论周恩来："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中国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毛泽东、周恩来和蒋介石这三个人的历史。""他是我所结识的最具有非凡天才的人物之一。""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政治家。"

    尼克松的观察力和概括力非同一般。

    周恩来确实是位当之无愧的人民领袖。他足智多谋，是共和国第一"贤相"，辅弼毛泽东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办成要办的几乎一切大事。

    1967年国庆节，我再次被派往天安门的城楼采访。那时正处于"文革"的高潮，为了突出毛泽东的报道，首都各新闻单位增加了天安门城楼采访记者。摄影记者要抢镜头。当毛泽东出现在电梯门口，大家便一齐蜂拥而上。为避开闪光灯、碘钨灯的刺眼光芒，毛主席故意走成"S"形，以示拒绝这样的照相。

    周恩来见后，随即召集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新闻电影制片厂几家主要新闻单位领导，当场作出"三个三"的规定。即：给毛主席照相一次不能超过3个记者，时间不能超过3秒。距离不能靠近3米。大家都表态按总理的意见办。

    那时，林彪已经提升为第二号人物，在天安门城楼上，周恩来总是让林彪靠近毛泽东，自己有意滞留其后，拉开距离。但毛泽东与周恩来往往是形影不离。毛泽东要走的路，站的位置，坐的地方，周恩来都要事先亲自检查，保证毛泽东绝对安全。

    在一次焰火晚会上，毛泽东突然打破常规，越过金水桥，径直走向天安门前的群众中。周恩来闻讯，三步并作两步赶来，机智地令解放军维持好秩序。然后他和毛泽东一起席地而坐，并肩观赏阵阵腾空而起的礼花。

    毛泽东和林彪站在城楼上，像是一种例行公事，表情冷峻、刻板，极少看见他们互相谈话。而毛泽东与周恩来在一起，却是时而倾身耳语，时而开怀大笑，充满亲切和谐气氛。周恩来懂得英语、法语、德语、俄语和日语，对内政、外交、军事、经济等无所不知，无所不通。毛泽东要了解什么事、什么情况，决定什么问题，首先找的往往是周恩来。

    毛泽东干起事来大刀阔斧，举重若轻。而周恩来则细致谨慎，举轻若重。他总是能准确地把握毛泽东的意图，稳妥地做好每件事。从革命战争年代到和平建设时期，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单说"文革"期间，周恩来以其娴熟的政治斗争艺术，巧妙地挫败了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搞乱国家的一个又一个阴谋，保护了大批领导干部和群众，支撑了共和国的危局。

    周恩来精力充沛，日理万机。在城楼上，他大部分时间跟随毛泽东左右，有时还抽出身来会见外宾、各界人士，处理政务，甚至包括过问国庆宣传之类工作。那一年，刚果（布）总理努马扎来等一批外国元首参加了我国国庆盛典，中央新闻单位拍了许多照片，初选后，呈送周恩来审定。我和时任新华社代社长的王唯真、人民日报总编辑唐平铸、解放军报总编辑胡痴等人，拿着一大摞照片，趁着周恩来到大厅的片刻，请他审阅。他一张张仔细地看，敏捷地指着照片说，这张照片外宾的角度不对，不合要求；这几张好，可以发。他教导："你们搞新闻的，不但要精心拍好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照片，还要认真拍好外宾照片。要尊重客人，不能有大国主义思想。"

    刚刚审阅完新闻照片，两位工作人员又请他去和毛泽东一起接见外宾。只见他迈着矫健的步伐，远远就向外宾伸去有力的手，仪态儒雅而亲切。站在一旁的我们社领导告诉我：总理一天的工作时间经常超过12小时，有时在16小时以上。逢到国庆节，连续几天几夜很少睡觉，今晚还要审阅我们国庆文字稿呢。

    从这些事情中，也看出周恩来知识渊博，谨慎细致，极端认真负责，对什么都应付裕如。

    风度翩翩，挥洒自如，总理的亲和力给我留下了久远的印象。穿越岁月的河道，追慕先贤的风范，我至今难抑自己的感动。总理的目光与话语使人如沐春风。他身上散发的人格魅力不正是巍巍华夏文明的印证吗？

    少奇同志银发似雪，却掩抑不住那昂扬的精神与正气；他那辉煌而多舛的人生，犹如共和国的庄严与沧桑。

    我第一次见到少奇同志是在1966年元旦，北京人民大会堂。那一天，他笑容满面，花白的头发向后梳理得一丝不乱，精神矍铄，气宇轩昂，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68岁年轻得多。他率领党和国家高级领导鱼贯而入，一进门就向会场的干部、群众招手，祝贺新年。人们热情鼓掌问候：刘主席好！

    冬天的北京寒气袭人。敏感的人们似乎感到有一股政治寒潮正悄悄地向1966年的春天袭来，少奇同志却全然不觉。仅仅时隔几个月，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少奇同志首当其冲。

    从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五·一六通知》，少奇同志在政治上开始陷入危机。1966年8月，毛泽东印发《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矛头对准了刘少奇。1966年国庆节，少奇同志虽然也在天安门城楼上，但是他的地位已经从第二位降至第八位。他整日检查错误，不再参与中央领导工作。

    这是我第二次见到少奇同志，同我这年元旦看到他的情形相比，少奇同志简直判若两人。只见他银发似雪，身体瘦削，形容憔悴，褐色的老年斑布满面颊。在城楼大门厅休息室里，高级干部熙来攘去，少奇同志进去却没有一个人敢同他说话。他蜷缩一角，孤形单影。当时的情景，我如今回想起来，仍感到心酸。

    刘少奇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一起缔造了新中国。他于1959年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他是中国共产党的著名理论家、实干家。他所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哺育了全国千千万万党员和干部，为党的思想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相当长的时间内，毛泽东对他很为佩服和器重，曾说"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1961年，毛泽东同英国蒙马利无帅谈及他的继承人时坦然地说："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

    但毛泽东在后来却来个180度的大转变。当时在国际上，苏联出了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毛泽东为了"防患未然"，提出"反修防修"；国内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暗中勾结，为篡党夺权，对少奇同志欲去之而后快。他们诬蔑刘少奇、邓小平是"资产阶级司令部"、"中国的赫鲁晓夫"，炮制了大量的黑材料，制造"倒刘"舆论，竭力对毛泽东施加影响，从而导致悲剧的发生。

    在少奇同志逝世11年后，即1980年，党中央在北京隆重举行刘少奇追悼大会，为这位共和国主席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天安门广场，首都党政机关、部队、工厂、商店、学校等各单位，一律下半旗致哀。充满忧患的祖国以最隆重的仪式，祭奠少奇同志。其时，我早已从北京调至安徽，遥望北京，再次回想起见到少奇同志的情景，不禁思绪纷纷。

    往事如烟。历史的那场悲剧给我们的震荡真是太剧烈了！少奇同志永远地离开我们了，但他那光辉而多舛的人生，正如共和国的庄严与沧桑，留给我们不尽的缅怀与思考。

　　朱老总那敦厚挺拔的身姿犹如共和国的柱石，支撑着中华大厦。他和毛泽东在长期战斗中凝结的友谊，又一次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在共和国第一代领袖中，我见得最多的要数朱德。他德高望重，晚年担负的实际工作少一些，空闲时间较多，首都大凡举行重大政治活动，一般都要请他参加，所以我们记者较容易见到他。

    1966年国庆和1967年国庆，北京依旧红旗招展，口号声震天，朱德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一起站在天安门城楼的第一排。他面呈深铜色，两眉浓密，声音洪亮，身材敦实，不爱走动，也不与人交头接耳，给人以坚如磐石的印象。

    朱德是老资格的党、国家和军队领导人。当年，他和毛泽东会师井冈山，开辟红军根据地，被人们称为"朱毛"。直到新中国建立初期，全国各地都把毛泽东和朱德的像并挂。他担任过红军总司令，八路军总司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名列十大元帅之首。他的生命和业绩与人民军队紧密联系在一起，融为一体。1959年在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上，朱德当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直到1976年逝世。

    朱老总襟怀坦荡，刚直不阿，对事关党和国家全局的大事敢于提出自己的意见。资料记载：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上，他直言："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有啥反啥，没有就不反。不能一说反什么，就自上而下地来个普遍化。"三年困难时期视察合肥郊区，看到许多农民排成一条长蛇阵在公路上积肥后，他不以为然地说："这是让群众摆样子给我们看的！"他公开不赞成林彪的"顶峰论"，认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还会发展，不能讲顶峰，到了顶峰就不会发展了。

    可是，就这么一位为党为国披肝沥胆，建立过赫赫功勋的老革命家，在"文革"中竟也遭到林彪、江青一伙阴谋家的肆意诽谤和攻击。他们指使"造反派"成立"揪朱联络站"，砸毁"朱德旧居陈列室"。在中南海贴大字报，诬蔑朱德是"老军阀"、"黑司令"、"老右倾"。然而他堂堂正正，正气凛然，用手中的拐杖捣着地面说："这张大字报只有两个字是对的，那就是'朱德'。其余都是屁话！"

    毛泽东与朱德患难与共40多年，相识甚深。林彪垮台后，1973年毛泽东在他的住所会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人员。当他看见朱德，立刻欠身起来迎接，拍着身边的沙发请朱德挨着自己坐下。毛泽东动情地说："老总啊，你好吗？你是红司令啊！有人讲你是黑司令，我不高兴，我总是批评他们，我说是红司令，还不是红了吗？"毛泽东说："没有朱，哪有毛？朱毛，朱毛，朱在先嘛！"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这两位伟人的革命友谊，在"文革"那特殊年代又一次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文革后期，毛泽东对朱德、陈毅、聂荣臻、叶剑英这一批老帅们重新倚重，应该说，这是国之幸事。

　                                                         　1999年9月《新安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