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燎原  专栏作者

    于繁忙的工作，和更加繁忙的家务之外，我喜欢编织。许多同龄人早已经找不到那光滑熟溜的竹针了，我的手边，却是四季里都有一件编织的毛线活计的。

    以前孩子小的时候，常在我身边转来转去，我怕竹针戳到他们，织毛衣的时候，我都是把双手举着织。

    我喜欢编织，过去是生活的需要，在天气变凉之前，给孩子们织好厚薄不等的毛线裤，上下针的纵向条纹，舒适又保暖，天气怎么变，只要想到他们身上穿着我织的毛裤，心里也是暖和的。

    毛衣毛裤现在似乎买起来更方便了，也就不需要为他们赶织了，业余时间我就织小手袋，沙发垫，小方地毯。编织小手袋小钱包，我喜欢织兔子耳朵花样，那是用两种颜色的毛线，主要是颜色要搭配好，秋黄配墨绿，藏青配米白，我都织过。两种颜色的搭配，犹如一段凡人的婚姻，关键是和谐，有技巧又没有技巧。

    兔子耳朵花样，织起来瓷实平整，远看像绵延不绝的城堞，近瞅似繁复缜密的思维。织好后再缝一个带子，就可以拎在手上了。走在大街上，这样的手袋钱包自然是独一无二的，虽然不是太精致，却是有着手编制品的拙朴的。

    那次在橱柜里找到了几团绛红色的开司米，扔在床上，托着腮构思了半天，又掂量了线团的大小，决定用钩针钩一款正方形的披肩，于是就从中间起头，早早晚晚地钩了起来。直到完工后，四边都穿上了流苏，我才看见，这几团经年的红色开司米已经不同程度地退色了。摊在床上看，这款正方形的披肩，由中间到四周，涟漪般地由浅绛红到深绛红。没有想到，这退了色的线钩出的披肩，竟然于无意中有了绘画中的泼墨的感觉了。或许可以说，这款披肩，本生就是一个深入浅出的家常女红的故事。

    无条件地，无来由地喜欢扎染和蜡染。

    蜡染不要说了，要用蜡和漏斗笔，专业性很强的民间工艺。扎染却我是身体力行过的，用线把本白色的布扎成不规则的大团，把当时能买到的明黄色的染料化在洗衣机的缸里，将扎好的大团浸染一番，打开后是大小不等的圆，没有规律地，如同电影里的蒙太奇。那块布晾干后做了一床被套，也是商店里买不到的。这应当不算是女红活计吧。

    三十年前插队在农村，曾看见农妇村姑在农闲的时候，用彩色丝线缝鞋垫子。那是很仔细地抽去布上面的经线或纬线，再用彩色丝线挑花，类似纺染工艺，又有点像现在的十字锈，精巧得无以伦比，当时我就惊讶道，这么漂亮的东西，竟然是穿在脚底下的，多可惜呀。记得那时候也跟着她们后面学过，可怎么也没有她们那个基本功，至今还记得那精致的花样：步步锦，万字花，梅花套，打菱角。那时，在田间地头干活的男人一双夯实的脚下，都是有着女人们的锦绣针脚的。女人们于飞针走线之外的，都是孟姜女一般的情字了。

    现在大街小巷可见到十字锈坊，那是现代都市女人的带有休闲意味的女红传播场所。十字锈工艺和花样，都是计算机时代的复制品，精致而繁复。也看到过简约点的。简约的，也只是一个大红色的草书福字。繁复的么，是可以粗粗地挑出名人的画的。

    我还是在家织我自己的毛线。今年我织了几条围巾，鲜艳的色彩，正反两面相同的鳝鱼骨头花，长长的流苏，质感蓬松，它通过我的双肩，绕过脖子，垂在我深色的冬衣前后。成为冬季里我脖子上的那一轮暖暖的冬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