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燎原  专栏作者 

    有资格回忆一九七七年的人，至少应当是快到知天命的年龄了人了。历史在那一年，用巨擘擎起了如椽之笔，继一九七六年之后，又浓墨重彩而又酐畅淋漓地在时代的幔帏上，恣肆地书写了几笔。然后许多人的命运就和时代一起发生了巨大的转折。

    我们这一代人都清醒地记得，那时候知青开始返城了，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誓言和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的铮铮铁骨已经开始不堪一击，继而土崩瓦解了。知青们看到自己的惜日的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伙伴们，都在为自己的前途想方设法，各显神通。于是，理想的幻灭和青春友情挫伤所带来的忧伤，都抵御不了回城的急迫的心绪和前途未卜带来的担忧。      

    接着，就是知青们和回乡青年们奔走相告的招生制度改革。高等学府和中专院校，在那一年的年底，恢复了凭借考试录取学生的制度。尚未敢彻底放下锄把的知青们和回乡青年们，突然间感到了他们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了，象征着公平的高考，就这么一下子天平似的悬在了他们的头顶。天平下面是千万个应届的，历届的，历历届的高初中毕业的学生，一下子仿佛都成了涌到了水闸的门口的洪水。      

    第二年初，我去小城的卫校报到。在裕溪口的渡船上，拥挤的人群里站个一个双手抱着一个网兜的农村青年，网兜里放着是灯草席水瓶和脸盆。我断定他是到什么学校去报到的，就问他，考取了什么学校？他红着脸，憨憨地笑着说，最赖最赖的学校。虽是谦虚，可是我却看出了那红黑脸膛里的兴奋和自豪。一旁边用扁担挑着被褥的是这个农村青年的父亲，他杵着扁担，在船上拥挤嘈杂的人声里，笑着对我说，虽是最赖的学校，几个大队，也只考取了伢一个呢。也不指望伢当什么干部，学出来后，在公家干事情就好着呢。我问这父亲，家里请客了么？他说，请了，请了，还向街口的张屠夫赊帐称了十来斤肥骠肉，张屠夫看伢有出息，就说钱随便什么时候给都中。、这父亲始终笑着，船上昏黯的灯光下，这父亲的笑容，是在这一年里，千千万万个金榜提名的学子父亲笑容之一，由衷而又欣慰。      

    在小城卫校的护士班里，我的所有的同学都是来自农村的知青和回乡青年。她们在这之前，有做民办教师的，有做裁缝的，有做赤脚医生的，有做大队团支部书记的，最大的同学和最小的同学之间年龄相差十岁。在学校里，我们第一次套上了使我们略显生硬的白大褂，在解剖室里面学人体解剖，在枕头和棉袄上学肌肉注射。我们在班里唯一的一份报纸上，知道了那一两年的流行话语和时事话语是拨乱反正四个字。      

    那是当时的《中国青年报》，我们流着泪读着上面的陶斯亮的文章，读平反老干部的回忆的文章。

    在周末的傍晚，我们去小城的电影院里看禁演了多年的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刘三姐》《家》，在我们青春懵懂的心中，我们知道了爱情是可以用来吟唱的，是可以用来歌颂的，是可以大大方方地说出来的。学校虽然规定了在校期间不准谈恋爱。但是，在三年以后毕业的时候我才知道，在这三年里，我们有不少的同学收获了她们蓬勃的，春季里草木般葳蕤的爱情。      

    在一个个体的生命里，岁月和流年都是一张不可逆的单程车票，在我们回溯生命旅程的时候，有那么几年，总是在岁月深处照亮着我们，然后，纠结着我们回忆往事时的觑起的目光。这样的年份，往往于时代于我们都有着命运的转折。

    一九七七年，我十八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