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弟得了胰腺癌，发现时已是晚期，而且转移到了骨头上，虽经上海医院治疗，缓解了一两个月，现在已全靠吃玛啡止痛，这几天我正准备约老家农村的小弟一起去江西看望他，姐弟仨一起见见面，叙叙情……

    三弟名叫袁振宙，小名士兵，我没有喊过他的大名，一直叫他士兵。他是从小在我这里长大的，初中、高中都在合肥上的学，1963年考取山东煤矿学院，寒暑假都回到我这里。大学毕业后分配在江西景德镇涌山矿当机电工程师，以后调到景德镇市经委工作，退休下来还不到两年，就得了这个绝症。

    士兵是我最喜爱的一个弟弟，我老伴和三个孩子也都很喜欢这个小舅子和三舅舅。他性格温和，自小就懂得体贴人、关心人，而且非常孝顺。我们家的家务事他总是抢着干，上大学期间，暑寒假回来，买菜、杀鸡，一如既往；母亲生肠癌在上海住院，姐弟几个都去看望，母亲换下来的尿屎裤子，都是他抢着洗。他学习成绩很好，从初中到高中都是班上的学习委员，在家中他也是小外甥的学习辅导员。他在江西结婚成家后，每年都要回合肥一次，来看望我们。去年春天，我老伴去世，三弟回来半个多月，寸步不离地陪着我，直到我情绪基本稳定他才回家，真是比儿子还细心……      

    我母亲共生了十个子女，长大成人的有五个，我是大姐，还有四个弟弟。二弟、大弟都死于肝癌（我的老家江苏启东是全世界的肝癌高发区）。二弟去世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去世时年仅30虚岁。他本来身体很棒，在农村里干重活又累又苦，得了肝炎，后转为肝癌；在那个极左的年代，由于家庭出身富农（实际上是上中农），得不到应有的治疗，竟在家中活活疼死，留下一双儿女。当我回老家看望他时，他那痛苦无奈的眼神，久久烙在我的心中，我只能担当起照顾他子女的责任……       

    我大弟去世于九十年代初。他是个小学教师，也因为家庭出身的原因，虚岁18（实际上为16周岁）被打成“右派”，在苦苦煎熬中度过教学生涯，也得了肝炎、肝硬化，后转为肝癌。我回老家看望他时，又一次经历了骨肉同胞姐弟间的生离死别的铭心伤痛。他享年50多岁。

    这一次又要去看望三弟了，我的心揪着。

    我当年参加革命、后来又离家外出时，我大弟弟不到十岁，三弟才四、五岁（小弟还末出生），我难以忘怀1950年春节那次回家探视的情景。那时因交通不便，我赶到家时已是农历年初一的上午十时左右，父母和三个弟弟都在家，真是天上掉下来的大宝贝，他们毫无思想准备，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父亲像个孩子似的，拿起毽子踢了起来，母亲则眼泪簌簌直掉，弟弟们有的抢我的军帽，有的拽我军装上的皮带，又叫又笑……我离家已整整两年了，中间没任何联系，而这两年又是激烈的战争年代，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岁月，家里的人根本不知道我是死是活，一下子出现在他们面前，能不惊喜、激动？！       

    享受了一周的天伦之乐，三个弟弟天天围在我的周围转，问这问那，欢快雀跃……我又要走了，母亲又是默默流泪，父亲和大弟、二弟高高兴兴地准备为我送行，三弟却躲到门背后呜呜地哭了起来，我去拉他，他越哭越厉害……他是个7岁的孩子，决不会像曹丕那样受谋士指点表示“孝心”，而是自然稚嫩的爱姐之心，实在舍不得大姐离开家。我与弟弟们的感情确实深厚，几个弟弟差不多都是我带大的。母亲的负担实在太重，父亲在上海一家私营工作当职员，常年不在家，母亲又要干农活，又要忙家务，一家多口的衣服、鞋子都要她做，纺纱、织布、扎鞋底，都是她一个人，起早摸黑，一年忙到头，根本没有精力再去细心照料众多的孩子。我的任务，除了上学就是带弟弟，讲故事、放风筝、捉知了、挖蚯蚓……弟弟们对母亲的话有时会不听，对大姐却是“惟命是从”，没有一个敢违背的，我们姐弟之情，犹如母子之情、师生之情。       

    三弟又病危了，这几天夜里常常做梦，梦见与弟弟们幼时相处的种种情景，二弟、大弟生病时的情形……值得欣慰的是他们的女儿、儿子都很有出息。我的五个侄女，全部大学毕业，有了固定的工作。三弟的大女儿是双硕士，在美国工作，她的丈夫（也是她上海复旦大学的同学）是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两个侄子，一个到合肥来学技术后回农村修理组装摩托车，一个在上海给人开汽车，日子都过得还不错；我在弟弟和侄女侄子们身上花的精力财力没有白费。（袁秀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