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医、教、文方面，合肥民风俗尚亦十分淳美。旧时，孩童初入学堂，除要向先生鞠躬行礼，尚要朝孔夫子像跪拜。放学之后，路见先生，必立正行礼，甚为恭敬。在合肥人的传统价值观里，先生是引导前程的人，视师大于父。在一般家庭所供“天地牌位”上，常书有师字，将师列为供奉祭拜之列。民间所尊之“师”，除学堂先生之外，各行各业带徒传艺的师傅，也在此之列。

    民国时期，合肥城乡遍布中小学堂，曾被评为教育模范县，兴学重文之风可见一斑。一般家庭，只要有可能，定送子入学，若无条件送子入正规学堂，也尽可能送子入私塾就读。有甚者，在乡读完中学后，尚送子他乡于高等学府深造。有些经济条件较差的家庭，为了能让子女学有所成，步入仕途，日常尽量省吃俭用，勒紧裤带，决不轻废子女学业。

    合肥人把文武双全的人称为人才。故在重文的同时，对习武亦十分重视。早在唐朝时期，合肥就开设有武科，专业教习拳械格斗。宋朝时，合肥出现武学，时民间习武练功者已很普遍。到了明、清时期，各种门派的武术，已在城乡广为流传。民国时期，合肥已开设有众多拳场、武馆，入馆拜师习练的子弟，盛时达千百众。因尚武之风久盛不衰，故常有武术高手涌现。如民国时期的唐殿卿、马小胜、尚宗达、陆小山等，即为当时合肥远近闻名的拳师。民间传闻，唐殿卿曾于佛照楼喝茶时，徒手窗外，轻捉飞燕。每晨出户，均徒身飞越3米多高垣墙，从不开门惊动他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旧时，合肥民间缺医少药，人们对善医者甚为敬重，视其为生命的拯救者、保护神，恭称其为先生。若因病将医生请至家中，定盛情款待。对医生的嘱咐，常常是言听计从。而大多医者，亦素重医德，不论贫富，均能一视同医。收费则常常是视求医者经济状况、家境条件，适当酌取，决不因缺钱少款而拒诊，更不会趁人之危，勒索钱财。《庐州府志》载：昔“合肥人吴嘉善，通岐黄术，崇祯十三四年大疫，有求医者应以方药，期于病愈而止，不复计酬。”此类事例，旧志所载甚多。有的则当时并不言医费，只是待被医者见效后，任其所给。若需请医上门，一般都能有请必到，不讲价钱、条件。尤其是那些较有名气的医家，既讲究医技，更重视医德，崇奉“无德不医，无德不授，无德不传”的医业信条。故旧时合肥民间虽不乏有名气的医家，但鲜见因行医而发财致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