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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学生”的教育问题
中国青少年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孙云晓认为,在中国,有暴力倾向的孩子正说明了应试教育的问题。孙云晓说,日本也是一个校园暴力非常严重的国家,日本青少年问题专家调查青少年问题发现,这些暴力崇拜者其实都是应试教育的失败者,他们在这个教育体系中得不到尊重和成就感是他们叛逆性格的主要成因,这个问题在中国也是一样。
孙云晓曾经描画过这样一个犯罪路线图:有问题的家庭(例如极度贫穷,无人呵护,父母品质问题)制造出问题少年,而学校教育以应试为目的,对学生缺乏个人关爱,因此对他们毫无帮助。于是他们受到排斥,很快辍学,进入社会中结识有犯罪倾向的青少年,最后成为罪犯。孙云晓说,他对湖南某地115名死刑犯调查发现,70%是少年犯,90%在少年时代都有劣迹,这与国外的统计结果也基本吻合。
这些“边缘学生”普遍自认为少年老成,比其他同学有更多社会经历,但对社会基础知识和法律常识却明显缺乏了解。而校外一些闲散人员也乐于通过他们来进入学校找学生要钱或者“认识”女同学。由于更多地接触社会下层,这些学生眼中的世界甚至比现实幽暗得多,当一个成年人遭遇校外人员的勒索,他会报警或者通知学校,而学生则可能惊慌失措,他们不相信学校可以帮助解决这些问题。同时,他们自己往往也认识一些犯罪边缘人群,比如在迪厅“看场子”的人等等,他们有意无意地夸大这些人的能力和影响,各种谣言在他们中间滋生,恐吓着他们也为他们壮胆。在对这些边缘学生的教育上,李永红承认,他们自我意识强烈,而老师很难进入他们的内心世界。
孙云晓告诉记者,从13到17岁的敏感时期,大部分青少年都曾有犯罪倾向,在某一时刻都出现过违法的念头,但大多数人并不会真正去犯罪,因为他们的生活中还有希望,于是他们克制了自己的犯罪欲望。
暴力文化不良影响
在几乎所有的校园暴力事件中,网络和游戏等新媒介都被作为一个重要的诱因。据3月27日《华西都市报》报道,因为被网络流行的暴力视频吸引,成都三中6名学生拍摄了一部校园暴力短片《蛊惑仔成都三中》,该短片由学生自导自演,画面中的中学生叼着烟头,表情桀骜不驯,疯狂殴打着一名同龄男生。这也为媒介传播对校园暴力的负面作用提供了鲜活的例证。
年轻人易受暴力文化影响,比如暴力游戏、暴力电影,虚拟世界中杀的一片血腥,无形中提高了年轻人的残忍度,降低了同情心,对他人的生命有一种漠视。有些男孩子攻击性本来就比较强,通过这些暴力文化变得变本加厉,找到机会就会发泄愤怒和仇恨。目前整个社会对于暴力缺乏理性的认识和理解。比如文化市场上对于暴力的分级制度就没有。许多血腥的暴力的影视、游戏等是不应该让孩子接触的,可是文化不分级,这些东西谁都可以看。
由此,一个人的暴力很容易变成群体暴力。群体暴力同个人暴力不同,人一旦形成群体之后,群体的意志能改变个人意志,激烈程度会严重于个人暴力,这就是群体效应带来的内部压力。而且群体形成之后,不会像个人打架间的胆怯,群体的力量激励他们尽全力,在群体中,对于事情的后果会估计不足,甚至不计后果。群体斗殴的责任会分散,每个人的责任变小。比如说个人打架,后果就是100%,而20个人打架,40个人打架,可能分担到每人身上就只有1/20,1/40,这样他们压力减小,加重了暴力程度。在岳阳职业技术学院的打架事件中,作为学校内部的同学,他们具有凝聚力,容易一致对外,提高了攻击性,尤其是面对恶势力的时候,觉得对方是坏人,我是好人,我就应该狠狠地教训他们,为自己的暴力有了一个合理性的解释,强化了暴力的“正义性”。
教育研究者冉云飞忧虑的是,在谈论青少年犯罪的问题上,对媒介的反思往往落实在媒介形式上,比如笼统地归咎于电影、电视或者网络这些新媒体。其实,无论媒介先进与否,社会中的暴力和阴暗面总会投射到校园中来。冉云飞说,在没有电视和网络的上世纪60年代,受了最“正统”教育的中学生,在接下来的文革中却山头“老大”林立,暴力程度一点不低于现在的小孩。
冉云飞认为,如果说媒介有问题,那是我们的媒介一直有问题而不是现在才出现的问题,在暴力意义上来说青少年在《蛊惑仔》里看到的黑社会械斗,与《闪闪的红星》中潘冬子刀砍地主其实并没有实质区别。
长久以来我们只注重暴力“正义”与“非正义”的名义,并没有把暴力本身当作一种禁忌。主流文化应该具有方向性,承载比如宽容、博爱、正义等等内容,但我们的主流文化在很多时候没有尽到这个责任。
暴力背后的家庭诱导
“谁打你了?你也打他!”日常生活中,我们听到一些家长这样教育孩子。事实上,这种教育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孩子们用暴力来解决问题。
呼和浩特市教育局行政办主任闫士华认为,家庭教育是启蒙教育,家长的一言一行对孩子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家长不仅要关心孩子的学习和吃穿住,还要注意孩子的品德。现在的中小学生,绝大多数是独生子女,娇生惯养,部分孩子形成了自私、冷酷的性格。这些都是产生校园暴力的因素。
此外,孩子们的模仿力极强,如果家庭当中充满暴力、冷漠,孩子们也容易具有攻击性。
学校道德教育的缺失
据悉,广东电白三中案发当晚,被刺的6名学生中有人曾向吴建国索要“保护费”,吴向老师反映过,但未获解决。
广东电白三中“校园血案”发生后,校方负责人表示,“校园血案”是德育教育不够造成的。记者走访了呼和浩特市一些中小学。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尽管很多学校都按规定设立了思想品德课,但在具体操作中,这门课常常成为其他专业课的挤占对象。在很多学校里,思想品德课成为可有可无的鸡肋:上,怕占用了孩子们主课的学习时间;不上,又有违相关的规定。明里一套、暗里一套的做法,让思想品德课名存实亡。教育界更多的有识之士担忧,学校评价学生标准的单一化,导致对孩子德育教育的缺失,正在成为校园暴力产生的一个因素。
校园亚文化生态失衡
部分学生仗着自己与社会上那些不学无术、不务正业者的熟识关系,在学校中构筑自己的“势力范围”,由此欺负那些他们看不惯的人。这个范围是很宽泛的,包括他们感觉有些“飙”的人,与他们所看中的某个女生关系较好的人,平日里不听话的人等。这是典型的拉帮结派的社会不良风气在校园中的映射。部分学生为了保护自己,或者为了满足某种虚荣心,与学校中有话语权的同学“勾搭”在一起,形成利益联盟。这是以投靠强势群体获得自身安全或利益的方式。部分学生自身虽然不属于哪个“派别”,但有家庭作后盾,便为所欲为,气焰嚣张,蔑视同学甚至在他们眼中比较差劲的老师,对他们采取认为解气的行动。这是强权心理在作怪。部分学生干部在平时的工作中,抓住某个犯错误同学的“辫子”,要挟、敲诈他们,对老师则用骗和瞒的方法应付了事。犯错误的同学由于不愿事情败露,往往受到长期的伤害。这是更为隐蔽的,更容易被忽略的,影响也更为恶劣的以权谋私行为。
在应试教育体制下,学校把成绩看作生命线,未能足够重视校园伤害事故,客观上造成了学校精力、财力、人力的投入不足,隐患很容易升级;在急功近利、喧嚣浮躁的社会大环境下,部分学生因为学习无望,无事可做,很容易去寻求刺激;而家长要么急于赚钱,无时间管理孩子,要么过于溺爱,难以管理孩子,由此孩子很容易走上邪路;老师在说理教育和惩戒教育无果的情况下,又面临着极大的教学压力,于是产生了教育疲劳感,也拿他们没办法,致使其为所欲为。 “坏”学生不被人知,知道了又没人管,管了又很难有效果,如此校园亚文化生态已濒临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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