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建民

    在宋代文坛上，欧阳修既是著名的文学家、文学活动家，也是著名的文论家、诗论家。他对古代诗学做出了重大贡献，其贡献一方面在于他的《六一诗话》确立了诗学史上的"诗话"之名，从而使此后的诗学以《诗话》作为最通用、最重要的表述形式，形成了古代《诗话》史上的"欧派诗话"传统，并确立了"中国诗话之坛上的正宗"地位[1P18]；另一方面还在于他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诗学观点、理论命题，对古代诗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并且在今天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欧阳修的诗学思想主要集中在《六一诗话》及一些序跋、书函及对《诗经》的研究中。《六一诗话》作为我国古代第一部《诗话》，它的出现意义重大。《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云："诗话莫盛于宋，其传于世者，以修此编为最古。其书以论文为主，而兼记本事。诸家诗话之体例，亦创于是编。"《六一诗话》虽然以"记事"为特色，且篇幅不大，仅二十八则，但其内容较广，涉及诗人评论、创作探索、风格辨析及诗坛遗事等。从表述形式看，欧阳修的诗学思想显得较为零散，较突出地表现为一些重要的理论命题，可概括为如下诸方面。

    第一，诗歌创作论。

    创作论是诗歌的基本理论，对于诗歌创作，欧阳修认为，诗歌是诗人内在思想感情的抒发和表现，而诗人的思想感情则产生于对现实生活的感受。他在《诗本义．本末论》中说："《诗》之作也，触事感物，文之以言。"诗歌创作的原因，在于诗人感触社会生活中的事事物物，由此产生思想感情，然后"文之以言"，才能创作出诗歌来。根据这种创作观，欧阳修又提出了一系列重要命题。

    一、"穷而后工"--诗人遭遇与诗歌创作。

    "诗穷而后工"是欧阳修提出的著名诗歌理论命题，此命题是欧阳修总结梅尧臣的诗歌创作经历而提出来的。他在《梅圣俞诗集序》中说：

    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薛简肃公文集序》说：

    盖遭时之士，功烈显于朝廷，名誉光于竹帛，故其常视文章为末事，而又有不暇与不能者焉。至于失志之人，穷居隐约，苦心危虑，而极于精思，与其有所感激发愤，惟无所施于世者，皆一寓于文辞。故曰：穷者之言易工也。

    "穷"即诗人遭遇不幸，穷困潦倒，特别是政治仕途坎坷不平；"工"即诗歌工致工巧，具有高超的水平和价值。"穷而后工"是说诗人的不幸遭遇而导致创作出美仑美奂的诗歌作品。此命题揭示了诗歌创作与诗人生活遭遇的关系，其道理在于，诗人在现实生活中由于遭遇种种不幸，因而对社会现实有较深刻清醒的认识，从而在内心激发起深沉强烈的忧思愤慨之情，这种愤慨之情一方面构成诗人创作的巨大心理动力，另一方面又使诗人发抒于诗，从而构成诗歌作品的思想内容。诗人愈穷困，其遭遇经历愈痛苦艰难，他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就愈深刻，他的感慨也就愈强烈、愈有进步性，表现于诗中的感情也就愈真实深厚，作品就愈有诗意，作品的社会价值和审美价值就愈大。"诗穷而后工"的命题说明了诗歌作品的价值与诗人的不幸经历成正比。所以，"诗人少达而多穷"是一种普遍现象。从古代诗歌发展史的角度看，欧阳修之论完全符合诗歌创作的发展实况。屈原、陶渊明、鲍照、初唐四杰、杜甫、李贺、梅尧臣、陆游等，都是"穷而后工"的诗人。这种情况在国外也是存在的，如塞万提斯、巴尔扎克、陀斯妥耶夫斯基、高尔基等，都有不幸的遭遇。"诗穷而后工"的命题论述了诗歌创作的源泉、诗歌与现实生活的关系等重大文学理论问题。

    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受韩愈诗学思想的影响，韩愈在《荆潭唱和诗序》中曾指出："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韩愈将王公贵人与羁旅草野之人进行对比，前者"气满志得"，生活优越，只有淡薄的"和平之音"，只写"欢愉之辞"，这种作品缺乏感动人心的思想感情，因而"难工"。他们对于诗歌，除非"性能而好之"，否则"不暇以为"。后者仕途"失志"，居于草野荒壤，内心充满感人之"愁思"，通过诗歌而抒发"穷苦之言"，这种作品具有感动人心的思想感情。韩愈、欧阳修将诗人之生活遭遇与诗歌创作联系起来，强调现实生活对于诗歌创作的重要性，体现了诗歌创作的内在规律。这种规律不但适用于古代诗人创作，也同样适用于当代诗人创作。当代诗人也只有深入社会底层，经历艰苦生活之磨练，激发出"忧思感愤"之情思，才能创作出精美动人的成功之作。

    二、"极于精思"--艺术思维与诗歌创作。

    构思想象是诗歌创作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当诗人在穷困潦倒、艰难困苦的现实生活中产生"忧思感愤"之情后，他必须通过构思想象而营造出诗歌审美意象，而后借助于优美之语言而将意象形诸文字，从而产生诗歌作品，这是诗歌创作的一般程序。对于构思想象，欧阳修提出了"苦心危虑"、"极于精思"、"覃思精微"、"构思极艰"等命题。这些命题表明，优秀诗歌的创作一方面必须借助于艰难精微的艺术想象，若没有"苦心危虑"、"极于精思"的艺术思考，亦不会有精美动人的诗歌作品。这也是古代诗论家的一贯思想，唐代皎然、宋代姜夔、明代都穆等诗论家也都有类似论述。另一方面说明诗歌创作中的艺术思维是一个极其艰难的心理活动过程，所谓"苦心危虑"、"极于精思"、"构思极艰"、"覃思精微"等都是说诗歌创作中的艺术思维是极其艰辛困难的，诗人往往费尽心机才可能想象出优美的诗句。为创作出优美的诗歌，诗人必须付出极大的代价。构思艰难，创作艰难，所以诗人创作应努力用思，不可懈怠。但欧阳修又反对缺乏感情而强为硬作，指出："强为则用力艰，用力艰则有限，有限则易竭"[2P82]。此论是说，当诗人没有思想感情时，创作就无话可说，感情不足，创作动力亦不足，从而构思必然艰难，于是诗人只有更多地用力思考。而愈是用力思考，就愈是艰难；愈是艰难，文思便愈有限，最终导致文思衰竭。这种情况不但古代诗人创作时经常出现，而且也是古今中外所有文学家创作时经常出现的，实是一种恶性循环的怪圈。产生此种情况的原因，一是缺乏"感激发愤"、充溢于心的思想感情，二是创作心理状态需要调整。诗人要跳出这一恶性循环的怪圈，首先要积累丰富的思想感情，其次要放松心理情绪，调整心理状态，在轻松愉快的心理状态中进行构思想象，这样的创作效果更佳。

    第二，诗人论。

    欧阳修没有关于诗人的专门文章，但他在一些书函杂札中经常涉及诗人问题，不泛真知灼见。主要有如下观点。

    一， "为道"--诗人创作的指导思想。

    重道是古代文论的一个重要传统。一般来说，文论家所论之道，主要指对作家创作具有指导意义的儒家之道，如韩愈的"文以明道"、周敦颐的"文以载道"等，此道也就是作家创作所应遵循的思想政治原则。欧阳修高度重视"道"对于诗人创作的重要性，以"道"作为指导诗人创作的指导思想。他在《答吴充秀才书》中说：

    夫学者，未始不为道，而至者鲜焉。非道之于人远也，学者有所溺焉尔。盖文之言，难工而可喜，易悦而自足。世之学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则曰吾学足矣。甚者至弃百事不关于心，曰吾文士也，职于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鲜也。

    欧阳修所说的"道"，既有与韩愈所提倡的儒家之道相一致的思想因素，即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以来的儒家道统；也有其独特的思想因素，即社会现实生活中与人民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百事"。欧阳修所提倡的"道"的这两方面内涵表明，一方面他要求诗人应以儒家之道作为自己创作的指导思想，另一方面他要求诗人应关心社会现实，特别是要关心生活中的"百事"。他坚决反对那种"弃百事不关于心"而只"职于文"的诗人，这样的诗人沉醉于自己创作的小天地，放弃了对社会人生的关心，放弃了儒家所提倡的有为于天下的人生理想。欧阳修提倡"为道"，实际上是以儒家积极用世的思想来要求诗人，认为诗人应以天下为己任，使其创作有为于社会。欧阳修自己的诗歌创作就是他理论的具体实践，如《食糟民》、《边户》等都是关心社会生活"百事"并对社会现实具有积极批判意义的作品，是"为道"的具体体现。为强调"道"的重要性，欧阳修甚至提出了"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2P78]的观点，此言虽然过于偏激，其目的是为了引起诗人对"道"的重视，要求诗人要自觉地承担起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

    二，"无累于心"--诗人创作的艺术态度。

    "无累于心"是欧阳修提出的诗人创作所应具备的一种艺术态度，也是诗人应该具备的一种创作心境。他在《答李大临学士书》中云：

    足下知道之明者，固能达于进退穷通之理，能达于此而无累于心，然后山林泉石可以乐。必与贤者共，然后登临之际有以乐也。

    "达于进退穷通之理"，也就是对于政治得失、仕途进退不计较，以旷达超然之态度对待人生得失。这本是一种人生态度，这种人生态度也是一种艺术态度，持此态度，诗人就能获得心灵的自由轻松，即"能达于此而无累于心"。这样，诗人之心不为功名利禄所累，就能不以功名之心对待山林泉石，而以审美之心对待自然之美，"然后山林泉石可以乐"。"无累于心"实际上是一种纯审美之心，是艺术创作所需要的一种心态。这种心态使诗人抛弃了功利眼光，心灵没有任何负担和压力，完全自由，诗人以纯审美之态度看待山林泉石、宇宙人生，这样，"山林泉石"呈现给诗人的都是其审美特性，而不是功利属性，因而"山林泉石可以乐"，"登临之际有以乐也"。"无累于心"之命题表明，欧阳修非常重视艺术态度、审美态度、创作心境的重要性。诗人应率先造就纯审美、完全自由的"无累"之心，然后才能有真正的诗歌创作。若诗人为功名所累，心境沉重，很难创作出优秀之作。"无累于心"的思想渊源在庄子，但欧阳修将此思想用于诗人的创作，极有眼光。此观点不但是古代诗人所应具备的，也是当代诗人及艺术家所应具备的。特别是在物质财富高度发达的今天，功利的诱惑力格外巨大，很多艺术家往往挡不住利禄之诱惑，甚至有人为利禄而放弃艺术追求，从艺术家的阵营中坠入市井庸人之区。对于这样的人，"无累之心"格外重要。

    此外，欧阳修还提出了"充于中者足，而后发乎外者大以光"[2P82]、"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2P83]等观点，也涉及诗人问题。所谓"充于中"、"中充实"等，是指诗人的整个审美心理结构，既包括诗人的思想、感情、品德、修养等心理精神因素，也包括诗人对现实生活"百事"的种种感受、认识。欧阳修认为，诗人只有"充于中者足"，内心世界有积极充实的思想感情，才能"发乎外者大以光"、"发为文者辉光"，优美的诗歌才能源源而出。"充于中者足"、"中充实则发为文"的命题一方面要求诗人必须完善自己的审美心理结构，提高自己的精神品德，另一方面要求诗人必须投身于现实生活，才能使自己的心灵"中充实"。

    第三，诗歌审美特征与诗歌欣赏论。

    欧阳修对于诗歌欣赏及诗歌的审美特征有很多重要论述，他的诗歌欣赏论与诗歌审美特征论是交织在一起的，即是说，欧阳修在论述诗歌欣赏时，是根据诗歌的审美特征而谈，因为诗歌的审美特征决定了诗歌的欣赏方法。

    一、"意在言外"--诗歌的审美特征。

    欧阳修在《六一诗话》曾引梅尧臣之语论及诗歌的审美特征，云：

    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

    梅尧臣之语亦完全代表了欧阳修的看法。在欧阳修看来，优秀的诗歌一方面应该是"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另一方面应该做到"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意新语工"是从诗意和语言两方面对诗歌提出的审美要求，首先是诗意要新，即诗歌所抒发的是人所未表现的情意，这是诗歌的根本。因为"意"是诗歌之灵魂，诗意新颖独创，诗歌才有新鲜之生命，才有感人之力量。其次要"语工"，即诗歌语言应工致巧妙。什么样的

    语言才算工致巧妙？欧阳修未明言。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种工致巧妙之语是"前人所未道者"，也就是独创新颖的语言。可知，欧阳修是要求诗意和诗歌语言都要讲究新颖独创。"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揭示了诗歌的形象性特征，"景"是古代诗歌的基本构成因素，即便是抒情诗，也离不开景物描写。欧阳修认为，诗歌所写之景应是"难写之景"，之所以"难写"，一是因为诗中之景必须优美动人，不易选择；二是因为富于感情色彩，景中内蕴着诗人之情，不易处理；三是因为诗中之景具有模糊朦胧之特征。欧阳修要求对诗歌之景的描写必须做到"如在目前"，也就是要栩栩如生，生动形象。"难写之景"体现着诗歌景物的艺术价值，诗中之景看似平常，实是诗人精思苦虑的结果，故为"难写之景"。"如在目前"要求诗中之景必须形象具体，诗之美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形象美上，而诗歌的形象美主要体现在景物描写的栩栩如生、形象具体上。而"意新语工"、"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的最终目的在于使诗歌达到"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之效果，或者说，"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才是诗人所追求的最终目的。"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一方面是说诗歌之意必须深远、丰富，让读者感受不尽；另一方面是说诗歌必须具有言外之意，使读者能感受到言外、诗外的无尽情意。"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是中国古代诗歌最突出的审美特征，因为古代诗歌体制短小，文字有限，在有限的文字中表现无穷之意，让读者回味无穷，作品才会为读者所接受。所以，古代诗人总是将"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作为孜孜追求的审美理想。

    二，"心得意会"--诗歌的欣赏方法。

    "心得意会"是欧阳修提出的诗歌欣赏方法。《书梅圣俞稿后》云："乐之道深矣，……听之善，亦必得于心而会以意，不可得而言也。"此虽论乐，亦通于诗。因为欧阳修认为，"诗者，乐之苗裔与。" 所谓"心得意会"，也就是欣赏者以己之意感受体悟作品之意，尔后心有所得。这是一个极其复杂微妙的心理活动过程，是一种心灵体验，语言对此过程无法述说，"不可得而言"。为何诗歌欣赏需用不可言说的"心得意会"之方法？这是由古代诗歌的审美特征所决定的。古代诗歌之根本在"意"，这决定了诗歌欣赏之目的在于对诗歌之意的把握。而诗歌之意在言外，情在景中，并且意味无穷，对诗情诗意的把握，只能借助于心灵体验、精神感悟的方式。欧阳修认为，诗歌的不尽的言外之意具有"动荡血脉，流通精神，使人可以喜，可以悲，或歌或泣，不知手足鼓舞"[3P244]的艺术效果。对于这种艺术效果，"问其何以感之者，则虽有善工，犹不知其所以然焉，盖不可得而言也"[3P244]。诗歌之意，特别是不尽的言外之意，虚无飘渺，幽微难踪，是非常难以把握的。对于这种极其难以把握的"意"，欣赏者只能运用"心得意会"的方法去把握。诗歌欣赏是一个"心得意会"的心理活动过程，此过程是非常复杂微妙的，语言对此无法述说。"心得意会"揭示了诗歌欣赏的基本特征和方法。这种方法表明，诗歌欣赏不是语言的阐释或逻辑的分析，而是心灵的体验、精神的感悟。从思想渊源上说，"心得意会"源于《庄子》。庄子论道曾提出"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4P19]的悟道方法。因为"道"深奥玄妙，不可言说，而只能通过"神遇"即心灵感悟的方式把握。对诗歌的欣赏把握与悟道有类似之处，因为诗歌之意也是精微深妙的，不可言说，只能通过心灵感悟的方式把握。欧阳修提出的"心得意会"是欣赏古代诗歌的基本方法，具有普遍适用之意义。

    欧阳修在《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一诗中也涉及诗歌的审美特征及欣赏方法，云："近诗尤古硬，咀嚼苦难嘬。初如食橄榄，真味久愈在。"这是说梅尧臣的诗意味深远，对其欣赏就像食橄榄一样，需要慢慢"咀嚼"，只有通过细细地"咀嚼"、品味，才能体味到其中的"真味"。这四句诗一方面说明了真正优秀的诗歌是意味丰富的，就像橄榄一样，初食感到味酸，再品感到味涩，继而感到味苦，最后会感到味美味甜。这种"真味"让人久久回味。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诗歌欣赏是一种十分细腻的心理活动，类似"咀嚼"橄榄，必须细细品味，慢慢感受，并且要以对诗歌"真味"的把握为最终目的。

    除以上诗学思想外，欧阳修对《诗经》也颇有研究，曾著《诗本义》，并且成就甚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其评价曰："自唐以来，说诗者莫敢议毛、郑。虽老师宿儒，亦谨守《小序》。至宋而新义日增，旧说几废。推原所始，实发于修。"这说明欧阳修对《诗经》的评论揭开了宋代《诗经》研究"新义日增"的序幕。从诗学理论的角度看，欧阳修在《诗本义》中也提出了不少精彩的观点。如《本末篇》云："《诗》之作也，触事感物，文之以言，美者美之，恶者刺之，以发其揄扬怨愤于口，道其哀乐喜怒于心，此诗人之意也。"揭示了《诗经》中的诗歌创作是"触事感物"的产物，具有美刺精神，是诗人哀乐喜怒之情的抒发。这种分析不但符合《诗经》创作及功能实况，而且也阐释了诗歌创作的一般规律及古代诗歌的美刺传统。

    据上所论，欧阳修的诗学思想可概括为三方面特征。其一，零散性与深刻性的统一。零散性是指欧阳修诗学的存在形态或理论形式具有零散细碎之特点。欧阳修在表述自己的诗学观点时，往往都是采用序跋、书函的形式，而不是系统地去建构宏大的理论体系。即使是《六一诗话》这样影响巨大的专著，也是以随笔的形式展开，且目的在于"以资闲谈"[5P264]。他的一些著名诗学命题，如"穷而后工"、"无累于心"、"心得意会"等，都是在书函、序跋中提出的。理论形态的零散性也是中国古代诗学的一个基本特点。这种自由灵活、笔记杂谈式的表述虽然使诗学观点不够集中，但其中往往包含着极其精辟的见解、思想。零散而深刻，细碎却精辟。欧阳修所提出的诗学命题都具有极其深刻、精辟的思想，如"穷而后工"、"无累于心"、"心得意会"等其内涵都是极其深邃的，包含着极为深切的道理。正是这种深刻性，使欧阳修的诗学思想具有重大的价值。其二，实践性与实用性的统一。所谓实践性，指欧阳修的诗学思想来自诗歌实践活动，而非来自抽象的逻辑推理。欧阳修所提出的诗论观点都与诗歌活动密切相关。如"穷而后工"就是对梅尧臣诗歌创作活动的总结，与梅尧臣的诗歌活动相关。"极于精思"、"苦心危虑"、"构思极艰"既是对别人诗歌创作构思活动的概括，也包含着他自己的切身体验。来自实践的理论，自然能够回到实践中去，具有指导实践的实际应用性，欧阳修的诗学思想就具有此种理论品格。如他的"为道"观，是针对当时一些"弃百事不关于心"而只"职于文"的不良创作倾向而提出的。这种来自创作实际的观点具有很强的现实批判性，对于指导诗歌创作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有助于诗歌创作走向健康的道路。再如他要求诗人创作应积极地投入生活，在现实中"触事感物"；诗人应"苦心极虑"，勤于思考等，这些思想都能用于指导诗歌创作的实践活动。如果说能够指导实际的理论才是优秀理论的话，那么，欧阳修的诗论当之无愧地属于我国古代优秀的诗学理论。其三，儒、道思想的兼容性。欧阳修的诗论既吸收了儒家的思想，又吸收了道家的思想，并使二者有机地统一在一起。所受儒家思想影响主要体现在"为道"观、"美刺"观等方面。欧阳修提倡诗歌应"为道"而作，此"道"为儒家之道，也包含现实之"百事"。要求诗歌服务于现实，正是儒家所提倡的。"美刺"本来就是儒家的诗学传统，欧阳修所说"美者美之，恶者刺之"，是对儒家诗学思想的直接继承。欧阳修提出的"无累于心"、"心得意会"等观点则是源于道家思想。庄子反对人生之"累"，主张逍遥自由的人生态度。这种"无累"的人生态度也是一种艺术态度和审美态度，影响了后世无数的文学家艺术家。欧阳修从艺术理论的角度肯定此态度对于文艺创作的重要性，体现了高远的理论眼光。"心得意会"说受庄子《养生主》中"官知止而神欲行"之体道方法的影响。此外，欧阳修提倡平淡自然的诗歌风格，与道家所追求的朴素自然之人生态度亦相合不悖。

    从当代价值的角度看，欧阳修的很多诗学思想在今天仍有实际应用之意义。如"穷而后工"对于今天的作家创作来说，就极为重要。曲折的遭遇、艰辛的磨练有利于作家创作出工致工巧之作。"触事感物"也是当今作家的创作的基本前提，以积极的态度投入生活，对现实之事物进行感触体验，是当代作家创作优秀作品的重要保障。"美者美之，恶者刺之"仍是当代作家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当代作家仍应继承发扬传统的"美刺"精神，通过创作而美化和净化我们的社会。"无累于心"能使作家在经济利禄格外强劲的当今保持纯洁净美的艺术之心，进行高品位的艺术创造。"心得意会"、"咀嚼"也是当今文学艺术欣赏的重要方法。欧阳修的诗学思想之所以在今天具有重要意义，是因为他的诗学思想包含着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这些规律既适用于古人，亦适用于今人。鉴于此，如何挖掘、整理欧阳修的诗学思想以服务于今天的文学创作和学术建设，是我们当下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

    参考文献：

    [1]蔡镇楚著《中国诗话史》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2]郭绍虞主编 陶秋英编选《宋金元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3]吴文治主编《宋诗话全编》（第一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4]《诸子集成》（第三册）上海书店1986年版。

    [5]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上）中华书局 1981年版。

    作者系徐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